黄马甲运动：法国只可改“可改之革”

　　“黄马甲运动”几乎点燃了整个法国，已经持续四周有余。纵使马克龙总统12月11日在电视讲话中，宣布不但暂停上调燃油税、从2019年起将最低工资每月增加100欧元、不会恢复财富税，而且将取消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退休人口的征税，法国人依旧不依不饶。尽管受岁末节日来临的影响，参加运动的人数有所减少，但“黄马甲运动”并没有偃旗息鼓的势头。

　　面对突如其来的这场运动，马克龙及其智囊团显得有些束手无策，无奈之下只得近乎全面“妥协”。其实，这也算不得什么丢人之事，此一时彼一时么。不过，马克龙的11日电视讲话，只是应对突转形势的治“标”之策；真要治“本”，尚需从“黄马甲运动”中汲取教训，即法国不可改“当下不可改之革”、只可改“可改之革”。

　　那么，何为“当下不可改之革”？笔者认为在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在法国这样典型的“欧洲大陆文化”国家，有些领域其实早已进入近乎“不可改革”之列，例如增加税收和减少福利。此处的“不可改革”并非指客观上的完全不可能改革，而是指基于法国的现有政体，执政者已在主观上不愿再触及此类改革。“谁改革，谁下台”，已有太多的教训摆在那里。

　　这场被不少媒体称为“十年一遇”甚至“五十年不遇”的“黄马甲运动”，正是由马克龙总统上调燃油税的提议所引发。倘若在经济上行的年份，对燃油加税尚属对社会中上层乃至上层的“薅羊毛”之举，那么在多年危机过后、经济形势有待明朗之际，对燃油加税就容易引起例如使用燃油较多的农业种植户们的不满，进而引发整个社会低收入阶层的呼应。其实，基于“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早已造就了切莫妄动的“增加税收”这块奶酪，尤其是将波及社会中下层的加税政策。

　　而比增加税收更为敏感的是减少福利。在欧美社会，福利最高的是北欧国家，其次就是西欧国家。目前法国实行的各项社会福利措施，加起来多达400余种，涉及家庭、养老、失业、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例如在法国有孩子的失业者，其可领到的失业金是失业前税后工资的70%，比德国的67%还要高出3个百分点。换言之，在法国一个失业之前的税后工资是3000欧元雇员，可以领到2100欧元的失业金；一个失业前税后工资2000欧元的雇员，可以领到1400欧元的失业金。

　　凭借笔者在法国十余年的生活、工作感受，“社会福利”着实是一样“只可给出、不可收回”之物。到了马克龙总统，仅将每月个人住房补贴减少了5欧元，就已经引起了法国社会不小的抗议。

　　那么接着，何为“可改之革”呢？上文所述，增加税收和减少福利已入“当下不可改革”之列，但这并非就意味着如今的法国就已“不可改革”。笔者对法国的改革依旧抱着谨慎的乐观态度：有些领域尚属“可改之革”的领域，例如提升法国工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提高法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度。

　　实际上，不少人对法国的工业核心竞争力是低估的。总体而言，法国的工业结构不但全面而且合理。无论在核能、航天、航空领域，还是在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抑或在高铁业、制药业，作为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法国依旧占据着不可小嘘的地位。

　　若仔细排查法国的各个工业部门，不难发现其间尚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这种提升，需要改革来实现；而此类改革在法国国内固然重要，但由于受限于法国的市场规模大小与资源配置能力，与例如中国这样大型新兴经济体在第三方国家的合作，将会给法国的工业带来一种新的思维和机遇。仅以核能为例。法国在核能领域的技术，尤其在核能的民用领域，毋庸置疑世界领先。但就现有可考数据，笔者仅能查到法国和中国在英国进行核能合作。实际上，完全可以探索中法两国在其他更多的第三方国家或地区进行核能合作。

　　至于在进入后工业时代的现代社会中，法国在第三产业的不少领域也领先世界。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收集的数据，法国是世界旅游排名第一的国家。这个不到6700万人口的国家，仅在2017年全年就共接待了外国游客近8900万人次，即是一个明证。显然，法国旅游发展署提出“在2020年接待国际游客一亿人”的目标，并非空中楼阁。

　　在加税和福利受限的条件下，除了竞争力还有一个可以作为之处是劳动力市场。根据不久前公布的数据，2018年第三季度法国的失业率（本土与海外领地），季调为9.1%，而前数值为9.1%。同时，根据法国央行的预测，法国2019年失业率也将从2017年的9.4%和2018年的9.1%，进一步降至8.8%。

　　由于在失业率的统计方法上，法国与英美文化国家的差异是不小的。笔者经过计算认为，法国9%的失业率（基于“折合全日工”法）约等同于英国6%的失业率。这般，到了2019年法国的就业业绩显然令人鼓舞，尤其法国政府还可以在劳动力市场僵化现象的“软化”上下些功夫。

　　劳动力市场僵化现象的“软化”，笔者指的是与英美文化国家相比，法国的劳工市场监管有余、调节不足；在传统上过细的工种划分，固然有其在当时历史时代下专业化程度高的优势，但随着环境的快速演变也应随之而更新才是。例如笔者的一个友人是一名法学博士，新近通过了“律考”，接着拿到了律师资质。只是后来在选取具体从事何种业务之时，发现法国在具体某一种法里往下细分到如此多层。一旦选取了一个细小分支终端的业务，以后若再要变更，还得重新再考一遍。

　　当然，此类工种划分的僵化，也要追根溯源到高校的教育机制。例如一个在中国已经拿到管理学专业硕士的中国学生，若要继续在法国深造经济学专业，理论上讲是需要从经济学的大一开始读的。因而，笔者认为劳动力市场僵化现象的“软化”，不但要对现有的法国工种划分法进行改革，也要对现有的法国大学专业设置法加以革新。若能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度到显著程度，失业率就能得到相应降低；甚至在未来的两年内，法国失业率降到7.2%（约等同于英国的4.8%），又未尝不可呢？

　　总之，“黄马甲运动”在表象上确实夸大了法国社会存有问题的严重性。这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亟需改革，但笔者认为法国不可改“当下不可改之革”（例如增加税收和减少福利）、只可改“可改之革”（例如提升工业核心竞争力和提高法国劳动力市场灵活度）。只要别出大的乱子，法国的经济形势将总体向好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