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信义关系与信义义务

　　信义关系与信义义务

　　（一）信义关系是信托关系的上位概念

　　信托诞生于英国，是一种为他人利益而向受托人移转财产法律上的所有权，并由受托人持有财产的财富管理方式。大法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受托人的义务，成为衡平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大法官法院在个案的审理中发现，某些关系与信托存在本质相似性，义务主体处于与受托人类似的法律地位，即将约束受托人的规则类推适用于该类主体之上。这些关系包括父母与子女、医生与病人、合伙人之间、董事与公司、清算人与企业之间。此类关系的共同特点为一方基于被动或主动的选择，将自己的事务或财产置于他人的控制之下，以实现个人利益保全或提升的目的。以董事与公司为例，公司选任董事管理公司的财产和事务，目的是通过董事的管理提升公司财产的价值。

　　由于此类关系通常建立在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任与信赖基础上，因此被统称为信义关系（fiduciary relationship）。“信义”（fiduciary）这个词语来源于罗马法。fiducia制度与信托制度有相似之处，徐国栋教授概括其为“受托人保证被移转的要式转移物的所有权在一定的条件成就后得返还于信托人”的简约 。14世纪，罗马法注释法学家Baldus称fiduciary为担负使命的人，自己不能从中获得任何个人利益 。也有英国学者认为，受信（fiduciary）在词源上以confidentia为根，而信赖（confidence）一词也出于此 。无论词源为何，fiduciary都与信任（trust）、可信（trustworthness）、诚实（honesty）等词语紧密联系。因此，“信义关系”（fiduciary）特指一方有权期待另一方会为其利益行事的双方关系。

　　19世纪70年代，信义关系（fiduciary）开始独立地作为判决理由，被用于定义包括信托与其他和信托相类似的，一方的事务或财产交托他人处理的关系。受托为他人管理事务与财产的人被统称为受托人（fiduciary），其所负有的为他人利益行事的义务被称为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而信托，则被固化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使受托人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而管理或处分财产的财产转移行为。信托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均小于信义关系，信托关系是最典型的一种信义关系。

　　美国学者Tamar Frankel在其著作《信义法》（Fiduciary Law）一书中概括信义关系的共同特征：（1）受托人提供社会需要并且专业性较强的服务；（2）为有效服务，受托人被托付财产或授予权力；（3）这种托付产生受托人滥用权力或者服务未达预期的风险；（4）市场机制无法保护委托人免于这种风险，或者交易成本太高导致保护机制无法建立。通过购买基金份额的方式，委托人将资金交给基金管理人管理，目的是实现财富的增加。信义关系是信托关系的上位概念，并无必要将投资者与管理人之间的关系定义为信托关系，才可能适用信义义务的规则。

　　（二）信义义务的内涵

　　在信义关系中，受托人对委托人/受益人负有信义义务。信义义务是衡平法的重要内容，其具体规则是在判例的不断积累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侵权法中对他人的注意义务延伸进入信义义务并在此土壤中日益繁茂，成为信义义务的重要组成。由于信义义务的内容是行为标准而非规则，需要第三方事后对受托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标准加以评判，即便被制定法表述出来，其本质上仍然是判例法。因此，信义义务的内涵，需要对判例法加以总结与提炼。

　　信义义务的内容包括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忠实义务，顾名思义，要求受托人忠于受托目的和受益人的利益；注意义务，则强调受托人为实现受托目的和提升受益人利益的能力与努力。忠实义务包括两个层次，较低层次是受托人应抵御自我利益的诱惑，不以受益人利益为手段促进自身或他人利益。较高层次则是受托人全身心地为促进受益人利益努力，此为宣示性或倡导性的要求，但也可能在某些特定的、违信行为难以类型化的情形中，为法官法的续造创造空间。当受托人被要求为受益人的利益尽心竭力时，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发生某种程度的重合。

　　1726年的Keech v. Sandford确立了信托法中受托人义务的主要规则。受托人为受益人持有Rumford市场的一项租约，租约到期后，受托人请求以用益的形式为受益人续约，但被出租人以该要求缺乏适当法律基础而拒绝。鉴于租约的实际所有人，即受益人为一名幼儿，在法律上不具有签订合同的行为能力，受托人只得作为本人与出租人续签租赁合约。大法官法院要求受托人以推定信托的方式持有该租约，由此产生的所有收益归受益人所有。大法官认为，受托人宁可让租约自然到期，也不能自己成为承租人——受托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无权获得这个租约的人。

　　1795年，York Building Company v. Mackenzie案中，被告在作为代理人为法庭出售一块破产者的地产时，自己购买了该地产。大法官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作为法官和当事人。一个仆人也不能服务于两个主人。被他人以自己的利益相托者，不得将该事业作为获取自身利益的手段。因为利益冲突会使具备权力的人，太容易被诱惑于利用该机会，而以托付者的利益为代价来促成自己的利益。”

　　大法官法院要求受托人专一地为受益人的利益行事。禁止利益冲突是受托人义务的核心。利益冲突是指受托人的个人利益可能与受托人所负有的为受益人利益行事的职责相冲突。此处利益冲突非指实际产生的，而是一种可能冲突的状态。只要个人利益的存在可能诱使受托人偏离仅为受益人利益行事的目标，即构成利益冲突。此时，法院并不考虑受益人利益是否实际受损。受托人是否存在无视或损害受益人利益的主观意图，也在所不论。大法官法院为防止或然的风险成真，施加给受托人忠实义务，要求受托人不得将自己置于利益冲突的境地。

　　另外，无私利规则要求受托人不得使用受托财产为自己或他人谋求私人利益。受托人也被禁止从受托职责中取得报酬。未经信托文件事先写明或者受益人同意，受托人基于其受托职位而获得的所有利润均归受益人所有。大法官法院还要求受托人对受益人负有不可分割的、专一的忠实义务（undivided loyalty）。

　　忠实义务规则在受托人意思自治的后花园中划出了一块禁地，但凡行为涉及的个人利益与受托人的职责相碍，没有委托人事先授权和受益人同意，受托人就禁止入内。受托人义务被类推适用于与信托关系相似的信义关系中。禁止利益冲突规则几百年来始终是信义义务的核心规则，无论信义关系的具体主体与内容有何不同。20世纪初，卡多佐法官在处理合伙人关于合伙机会的纠纷时指出，“合伙企业的管理者和积极合伙人，应当对合伙负有最完善的忠实义务。在允许交易各方保持一定独立性的交易中允许的众多行为，在存在信义纽带的人们中应被禁止。受托人应恪守比市场道德更为严苛的行为准则——诚实之外，还要求最精细的忠诚。”换言之，市场守则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但忠实义务却要求受托人在处理受托事务与财产时压抑自我利益。